《奥德赛》：神话与启蒙

• 2026-08-27

正如塞壬女妖们的故事里包含着神话和理性劳动的交缠，整部《奥德赛》都见证了启蒙的辩证法。史诗，尤其是最古老的史诗，表明了它和神话的关联：冒险传奇起源于民间传说。然而，对神话的挪用和“组织”使得荷马的精神对立于神话。史诗与神话之间被习惯画上的等号，遭到了最近的古典语文学的质疑，而哲学批判则揭露了这是彻头彻尾的欺骗，两个概念泾渭分明。它们标志着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阶段，而荷马编写的作品成为其交汇点。当语言还不是以普遍性为前提的时候，荷马的叙事创建了语言的普遍性；史诗以通俗的表现方式瓦解了社会的等级秩序，哪怕是（尤其是）在它歌颂这一秩序之处。歌颂阿喀琉斯的愤怒和奥德修斯的迷路，已经是对不再被歌颂的事物的怀旧式风格化。冒险的主人公其实是资产阶级个人的原型，个人概念起源于始终不变的独断专行，四处漂泊的主人公则提供了它的史前模型。最终，史诗——就历史哲学而言，史诗是小说的对立面——开始显现出小说的特质。充满意义的荷马世界，这一庄严的宇宙，表明了它是建构秩序的理性的成果，而它那理性的秩序在反映神话的时候恰恰毁灭了神话。 《荷马史诗》中的资产阶级启蒙因素，是晚期浪漫主义的德国解释者所强调的。他们对古代的解释继承了尼采的早期著作。黑格尔之后，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认识到启蒙的辩证法，尼采是其中之一。尼采阐述了启蒙和统治的暧昧关系：应该“在人民当中传播启蒙，让所有牧师都成为良心不安的牧师，让国家也如此。启蒙的任务就是让王公和政客们完全认识到他们做的一切都是故意的谎言……”另一方面，启蒙始终是“统治专家们（罗马帝国的皇帝、拿破仑，以及教皇，如果指的是其权力而不是世界的话）的工具……在这一点上，群众的自我欺骗（例如民主）便特别有价值：人的卑微和易于统治被歌颂为‘进步’！”将启蒙的双重性揭示为历史的基本主题，这样一来，启蒙的概念，即进步思想的概念，也追溯到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的开端。尽管尼采对启蒙的态度（因而对荷马的态度）仍然是模棱两可的，他认为启蒙既是统治精神的普遍运动（他标榜自己是其顶峰），也是敌视生命的、“虚无主义的”力量，但是法西斯主义之前的尼采追随者只保留了第二个方面，并把它扭曲为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成了对盲目生命的盲目礼赞，然而该意识形态赞扬的实践，让盲目生命献身的实践，却压抑着所有生命。我们从文化法西斯主义的知识分子对荷马的态度便可见一斑。他们从荷马对封建关系的描绘里嗅到了一点民主的味道，于是硬说他的作品是关于船员和商人的故事；他们批判爱奥尼亚的史诗是过于理性的叙述，是陈规俗套。那些邪恶的眼光跟貌似直接的统治沆瀣一气，它们拒斥一切中介因素，拒斥任何层面上的“自由主义”，不过其中却包含着一个正确的要素。实际上，理性、自由和市民习气的谱系要比历史学想象的更古老，历史学只把市民的概念追溯到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没落。新浪漫主义的复古派却认同古代的市民阶层，即老一辈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所幻想的、将他们自己合法化的所谓“人类的神圣黎明”，这就把世界历史和启蒙画上了等号。时髦的意识形态以消灭启蒙为己任，从而不自觉地向启蒙致敬了。他们不得不承认，启蒙思想甚至存在于最遥远的年代。启蒙思想的最古老的遗迹让今天的复古派良心不安，因为它很可能将他们极力想要窒息却不自觉地推动了的全部过程再次释放出来。 尽管如此，把荷马视为反神话和启蒙的，认为他和冥府神话是对立的，仍然是一种错误的偏见。在帮压抑性的意识形态说话的时候，鲁道夫·博尔夏特——德国重工业的一位最重要的因而也是最无力的秘密辩护者——过于匆忙地得出了结论。他没有看到，他赞颂的原始力量其实已经是启蒙的一个阶段了。他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史诗斥责为小说，却因此忽略了史诗和神话其实有着共同点：统治和剥削。他批评的所谓“史诗的卑鄙性”——中介和循环——只不过是他赞赏的所谓“神话中的高尚原则”的展开，只不过是赤裸裸的暴力。鲜血和献祭，他认为的所谓“真正的古代原则”，已经表征着统治的愧疚和狡诈，这也是如今拿着起源时代的虎皮做大旗的民族复兴大计的特征。起源神话就已经包含了谎言的要素，谎言在法西斯的骗局里大张旗鼓，法西斯主义却把诈骗罪行归咎于启蒙。对于启蒙和神话的交缠关系，没有任何作品能提供比荷马的作品——欧洲文明的基础文本——更雄辩的证词。在荷马那里，史诗和神话、形式和主题材料与其说是泾渭分明的，毋宁说是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的。美学的二元论证明了历史哲学的趋势：“阿波罗精神的荷马只是我们叫做‘个体化’的那种普遍的人文艺术方式的延续而已。” 神话沉淀在荷马的材料层面，然而，对神话的叙述，与散漫的传说作斗争的统一性，同时也描绘了主体如何努力挣脱神话的力量。《伊利亚特》的确如此。它记录了历史和史前时代的交缠关系——一个女神的儿子对理性的将领和组织者的愤怒，这位英雄不受约束的懒散，最终，他对死去的伙伴的神话般的忠诚，注定要毁灭的胜利英雄的命运，就是